读上海《文汇读书周报》十月“新月版”，有朱铭先生《关于黄裳的书话》，朱文提及旧杂志《古今》及旧书《蠹鱼篇》，寒舍正巧藏有全套57期《古今》，也有些话想说。
孤岛时期及沦陷后上海的文学期刊，一直是我感兴趣的，曾下大力气搜集。后来就偏重于沦陷后到抗战胜利这一时段（1941、12、8—1945、8、15），用力既勤，所得亦丰：除《古今》外，还有复刊改旨后的《杂志》、《天地》、《风雨谈》、《小天地》、《语林》、《万象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大众》、《乐观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天下》、《绿茶》、《六艺》，其中大部分是首尾相接，无一缺阙的整套杂志，保存至今，殊为不易。相对北京而言，上海沦陷的时间较短，仅三年零八个月，而所出期刊却比北京多，份量也重，这与上海历史上出版业发达有关，上海的期刊上常常可见北方作家的文章，而北京的杂志上鲜见南方来稿。
对于沦陷区文学的研究，很长一段时间是禁区是盲区，或一笔带过，或生硬武断。近年来，这种情形有转变，尽管是小心翼翼的摸索，也比视而不见为好，历史上存在过的东西是绕不过去的。像当年《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》（1833—1949）编例中所言：“至于纯属反动宣传、诲淫诲盗以及反动宗教会道门等毫无学术史料参考价值的期刊，不予收录。伪满、伪华北、汪伪等汉奸军政机关出版的期刊，除自然科学方面的期刊酌收外，其它的不予收录。”这种作法，我以为是欠妥的，如实地反映已出版过的期刊目录，是为了保存史料，是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检索的方便，并不等同于具体的宣扬。这种自设禁区的作法，使后人误以为沦陷区的文学是一片空白，甚而片纸不存，也使得一些研究者在缺乏第一手资料的依据下，对沦陷区文学做出一些不恰当、不准确的论述，甚而是错误的结论。历史本来就够错综复杂的，人为地就不要再去添乱了。
《古今》是上海沦陷后出版的第一种文学期刊，由于其不名誉的背景，“联合目录”拒载。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编《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》也将《古今》放入“附录”一栏，打入另册，连沦陷区都挨不进，出版地点也错将上海写成南京。在如何看待《古今》一类杂志的态度上，我赞同朱铭先生的话“现在还有很高的可读性”，更由于其中刊有未收入《黄裳文集》的十几篇黄裳旧作，引得喜读黄文的读者产生极大兴趣。我按照朱鲁大“黄裳火中取栗”一文所供线索，翻检所存《古今》，共得十八篇黄裳旧作，列目如下：《蠹鱼篇》（上下）（第1、2期）、《龙堆杂拾》（第3期）、《谈李慈铭》（第4期）、《读知堂文偶记》（第6期）、《龙堆再拾》（第7期）、《关于李义山》（第8期）、《说欢喜佛》（第9期）、《朱竹坨的恋爱事迹》上下（第10、11期）、《关于墨》（第12期）、《宣南菊事琐谈》（第17期）、《关于李卓吾———兼论知堂》、《记戊辰东陵盗案》、《谈善耆》（第18期）、《读“药堂语录”》（第20、21合刊）、《从鉴定书画谈到高士奇》、《谈张之洞》（第22期）、《春明琐忆》（第25期）、《曾左交恶及其他》（第32期）。走笔至此，纠正朱铭先生一个记误，《蠹鱼篇》为“古今丛书”之二，没错，但所收文章并非均刊于《古今》，首篇周越然《买书经验谈》没在《古今》刊出过（该文刊于1942年上海《中华日报》），除此之外均出自该刊，周越然于《古今》共刊出四文，依次为《吴平斋家训》（第19期）、《中公》（32期）、《说幽默并举例》（43期）、《西洋的性书与淫书》（47期）。
《古今》的可读性还在于该刊留下的大量书话文章，陈乃乾的《上海书林梦忆录》，专叙古籍流散聚失书肆变迁之原委；何挹彭的《聚书脞谈录》、谢刚主的《雨窗谈书》系个人书史；文载道的《期刊过眼录》一枝旁逸，历数新文学杂志之演变；周越然《西洋的性书与淫书》自白藏家偏嗜禁书的私癖，林林总总，凡数十篇，结集《蠹鱼篇》仅为一小部分；何挹彭的《聚书脞谈录》，长达近万字，虽叙个人书史，亦可看作三四十年代书业史料，于此可追踪当时藏书的风气及趣味。何挹彭室名“眠雨堂”，典出姜白石句：“人生难得秋前雨，乞我虚堂自在眠”，唐?《晦庵书话》中“北平笺谱”一文首句：“我曾以所藏《凯绥·珂勒惠之版画选集》喻眠雨堂镇库之物，书固良佳，而罕见亦一端焉。”唐何二人不但书室同名，镇库之物也相同，一段时期工作也一样，皆“司职法曹”，所喜收藏的书刊颇相类相近，当年甚迷惑了我一段时间，几疑唐何为一人，实非也。
四十年代闻名沪上的女作家张爱玲和苏青也于清一色男性作家的《古今》上流连过，张爱玲秉性孤傲，与《古今》不合，仅留下《更衣记》、《洋人看京戏及其他》二篇。苏青写的多，有《论离婚》、《谈做官》、《论红颜薄命》、《恋爱结婚养儿子的职业化》等七、八篇。抗战胜利后，一些曾在沦陷区刊物上发表过文字的作家自然成了舆论喊打的对象。今天看来，这其中的情况比较复杂，苏青在《续结婚十年》卷首《关于我——代序》中有一段自我辩解的话：“是的，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，但那是我‘适逢其时’，盖亦‘不得已’耳，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，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，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。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，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。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，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，心中并不觉得愧怍。”这番话颇能代表苏青的性格，也代表了同她境遇相仿佛的文化人的心声，在《古今》上经常撰文的作家基本上是北京上海二地的，北有周作人，沈启无、何挹彭、谢刚主、谢兴尧、瞿兑之、徐一士；南有纪果庵、吴湖帆、柳雨生、文载道、陈乃乾等，《古今》出到57期休刊，文载道利用《古今》余稿续办了一期《文史》，半年之后，完全脱离古今社又办了二期《文史》。《文史》第二期为“日记特辑”，记有周作人《杨大瓢日记》、纪果庵《越缦日记谈》、何挹彭《关于日记》、文载道《读曾侯日记》、柳雨生《雪庵日记》、予且《水绕花堤馆日记》，郑秉珊《暑中日记》。《文史》第三期为“读书特辑”，其中署“鼎堂”的郭沫若之《甲申三百年祭》，连载未毕，《文史》就停刊了。
《古今》创刊号仅印1500册，其他各期也多不过数千，岁月洗汰，人为毁弃，存世稀罕。倒是《蠹鱼篇》尚有踪可寻，今年京城接连出现初再版各一册，传为佳活。包天笑于《我与杂志界》中称自己是一名“杂志癖者”，并言：“有许多杂志，我是常年订阅者，有许多杂志，我是随时零购者。”与包先生同好的读者肯定不在少数，杂志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，但是迟到本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，中国还缺少一部期刊史，有人正在做这项艰苦的工作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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